1958年，毛主席指示开展“反教条主义”运动，原本意在整顿部队风气，却在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操控下，成为了权力斗争的工具。时任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的粟裕大将，因过度批判和越权行为，最终被撤职，降级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。粟裕因政治敏感度不足，屡犯大错。攻打马祖列岛、与苏联外交风波以及志愿军回国事件，接连引发了深刻的批评与追责。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位英雄的陨落？是否真如批判所言，粟裕的失误足以改变他一生的命运？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。
陶勇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。父母希望他过平凡安稳的生活，但他注定不甘于平凡。年轻时，他曾尝试各种工作：跑堂、车夫、窑工，甚至卖报纸，为的就是改变困顿的生活。然而无论怎样努力，最终的结果都是地主的剥削。正如他所说：“自己的钱，最后也成了别人的。”
三十年的挣扎让陶勇早早成熟，他终于意识到，自己无法这样一辈子过下去。直到红军的到来，才让他看到了真正的希望。陶勇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共青团，并于1931年正式入党。短短两年他就凭借出色的表现，升任副团长，成为部队中响当当的将领。
在战场上，陶勇从不畏惧危险。每一次的突击，他都冲在最前面，敢打敢拼，为部队开辟出一条生路。无论是草地上的遭遇战，还是敌军的围攻，陶勇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反击，带领部队扭转乾坤。
然而这种“猛将”形象也让他招来一些非议。升职的速度过快，甚至让一些人觉得他“升得太高，靠的是运气而非能力”。但陶勇用一场场胜利回击了这些质疑。1933年，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遭遇川军“三路围攻”，形势极为严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陶勇再一次带领一支小队，直插敌军腹部，成功搅乱敌人阵型，为主力部队争取了宝贵时间，最终成功反击，逆转局势。
战后陶勇被任命为副团长，再没有人再质疑他的能力，陶勇的直率脾气依旧让他不太受欢迎。他出生贫寒，和地痞流氓打交道多年，性格直爽，不拘小节。虽然外界有些批评他的粗鲁，但陶勇并不在意，他只关心战斗，关心如何打败敌人。
但令人惊讶的是，陶勇并非一个“只会打仗”的将领。他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。尽管在小时候未能受过系统教育，陶勇依然在战争间隙努力学习。他在部队中向文书请教，学会了读写，快速掌握了基本的文字知识。每次战斗间隙，他都会抓紧时间自学，渴望用更多的知识武装自己。
1937年，全面抗日战争爆发，国共两党展开第二次合作。周总理亲自出面谈判，成功促使释放了一批被捕的红军将领。陶勇便在其中，军并不知他实际身份，最终将他释放。回到革命根据地后，陶勇被任命为新四军团长，加入陈毅麾下，开始在扬州、仪征一带展开敌后游击战。
在仪征陶勇迅速发起进攻，歼灭日伪军两个连，切断天扬公路，打响了新四军的名号。日军随即反扑企图消灭这一支抗日力量。陶勇带领百余名战士坚守阵地，诱敌深入，展开反击。凭借勇猛的指挥，他成功击溃敌军，收复月塘集，消灭数百日伪军。
随着“皖南事变”的发生，陶勇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。事件爆发后，陶勇临危受命，担任新四军第三旅的旅长，迅速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中。在粟裕的指挥下，他带领第三旅在苏中大地上奋勇作战，给予敌军沉重打击。无论是在战斗的前线还是在游击活动的组织上，陶勇都展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，深得当地人民的喜爱和支持。民众称他为“抗日英雄”，并对他的英勇事迹传颂不衰。
抗战胜利后，陶勇并未如许多人那样感到安逸，反而意识到，新的斗争才起步。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中国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，然而陶勇却很快发现，蒋介石并未在战争胜利后停手，反而在国内局势的复杂背景下，开始调兵遣将，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。陶勇与新四军的战士们再次面对新的挑战。
莱芜战役中，粟裕巧妙地运用声东击西的战术，假装进攻济南，成功迷惑敌军，而陶勇与王必成却悄无声息地带领部队直插莱芜，给敌人带来了沉重打击。
敌军指挥官李仙洲和王耀武，都是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将，曾在抗战和内担任重职，陶勇凭借兵贵神速的战术，成功避开了敌人的眼线，给他们来了一记突然袭击。陶勇的成功源自他严明的军纪与扎实的训练，而这一切不能离开他从红军长征中总结的经验。
当陈毅问陶勇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时，陶勇平淡地答道：“西征时，给我们传授过行军要领，我在实战中加以改进，才有了今天的效果。”听后陈毅和粟裕对他竖起了大拇指。
然而陶勇最出名的，还是他的胆略。尽管王必成被称为“王大胆”，陶勇的“拼命三郎”外号可一点不逊色。尤其是在与英国“紫石英号”军舰的交锋中，陶勇展现了超凡的果敢。那时英军不听我方警告，依旧擅自进入长江。我军接到消息后，陶勇当即指挥部队展开反击。
当一名团长建议是否应向上级请示时，陶勇毫不犹豫地回道：“英舰敢闯我门，废话少说，直接开炮！”他果断指挥，数百发炮弹打中了“紫石英号”，使其百孔千疮。英舰指挥官终于意识到，曾经的帝国主义霸权早已不再。
毛主席在新中国海军的建设中，亲自点名陶勇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员，表扬他是“胆子大，有海战经验的好将领”。陶勇的军事生涯辉煌无比，但他从始至终保持谦逊。当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时，粟裕担心他有所不满，亲自致电安慰：“这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称号，不必放在心上。”陶勇笑着回答：“我没那么小气，反而是你，粟裕司令才应该得大将！”这份深厚的战友情谊，体现了他们之间超越上下级的深厚感情。
1954年粟裕接任总参谋长一职，虽然他并不擅长政治，也不愿涉足权力斗争，但在毛主席的信任下，他依然毅然接下了重担。为了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，粟裕尽力承担起了这一职责，尽管他知道这将是一项艰难的任务。为了给他提供支持，毛主席特别安排了11位副总参谋长协助他，使得粟裕的工作所承受的压力得到了减轻。
1958年，粟裕突然被指控为“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”，这一指责让他感到震惊和愤怒。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粟裕根本没办法辩解，整个军队上下都在参与这场批判。他曾是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，许多曾与他并肩作战的将领，现在成为了这场批斗的主要力量。
尽管许多三野的将领知道粟裕的为人，并深知他并非批判中所说的那种人，仍然没有人敢站出来为他发声。张爱萍回忆道：“当时批判粟裕个人主义时，我直言不讳地不同意。”傅奎清也说：“华东局的都知道粟裕的为人，完全不符合‘个人主义’的指责。”
即便如此，粟裕依然未能逃脱这场。虽然肖劲光、陈赓等人力挺他，但这些声音并未改变局势。历史的真相往往需要一些时间去澄清，粟裕在1958年遭遇的屈辱，最终只能跟着时间的推移得到正名。
在战争年代，叶飞、王必成和陶勇是粟裕最信任的三位得力助手，于是在当时他们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目标，被迫卷入了这场针对粟裕的批判运动。作为粟裕的亲信，三人无一能幸免，成了某些高层领导重点“攻关”的对象。
那时叶飞、王必成和陶勇被一一召集，要求他们公开与粟裕划清界限。无论是威胁还是诱惑，都无法动摇他们的立场。叶飞的态度最为坚决，尽管身边有不少领导劝他发声，甚至提供发言的机会，他始终不愿违背与粟裕的深厚友谊。叶飞和粟裕共事多年，彼此之间的情谊已经超越了普通的上下级关系。即便面临巨大的压力，他也坚守自己的原则，毫不妥协。
更有意思的是叶飞得到了毛主席的特别信任，亲自点名他担任金门炮战的指挥官，这让他在高层的政治斗争中拥有了某一些程度的“免疫力”。对于他的坚守，其他人也只能无奈接受。
随着叶飞的态度坚定，批斗的矛头开始转向王必成和陶勇。面对这一情势，陶勇选择了另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。他深知自己无法逃避这场，于是主动与来劝说自己的领导谈起了条件：“我家世贫寒，祖上八代不识字。至于我个人，也当过团长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识。这样吧我自己不会写材料，不如请你的秘书代为撰写，我再照着念。”
让人没想到的是陶勇在批判会上果真按自己所说的，拿着别人代写的稿子站了起来。而他更为机智的举动，是在发言之前，先诚实地公开了让别人代写稿件的事实。“这篇材料是某某首长的秘书代写的，我的文化水平有限，字也认不全。如果有我念错的地方，烦请某某某秘书补充。”陶勇的这一番话，瞬间让严肃的批判大会变得不再那么严肃。
现场响起了哄堂大笑，原本压抑的氛围瞬间变得轻松。而主持批斗的人脸色立刻变得阴沉，局面难以控制。为了挽回局面，主持人立刻下令警卫员将陶勇从会场架走。尽管他被赶出了会场，但这一番话，却巧妙地化解了这场，让陶勇得以在关键时刻逃过一劫。
1967年1月，陶勇将军的离世引发了巨大轰动。当时他被发现倒在一口水井中，尽管医生们全力抢救，但仍未能挽回他的生命。上海市委和党中央格外的重视此事，要求展开彻查，案件调查进展缓慢，跟着时间的推移，真相慢慢的变扑朔迷离。
事发当天陶勇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会面，两人讨论了许多政治问题，陶勇情绪激动，批评了和王洪文等人，指责他们将上海搞得乌烟瘴气。会后，陶勇稍作休息，准备下午的工作，当警卫员带着理发师返回时，却发现陶勇不幸掉入水井。
尽管紧急抢救，但陶勇终究是去世。现场混乱，关键证据被破坏，调查陷入困境。有人开始散布谣言，甚至称陶勇自杀，和总参部很快定性为自杀，封存了所有相关材料。陶勇的妻子朱岚在听到噩耗后，精神崩溃，病情急剧恶化，最终在同年9月去世。她未能等到丈夫冤屈的真相被揭开，留下八个孩子在世上孤苦无依。
听闻此事后，立刻把陶勇的八个孩子接到自己家中，不仅提供生活上的照顾，还亲自保护他们的安全。那时深知，这一些孩子不应为父亲的死承担任何责任。即使面临政治压力，他依然坚定地表示：“就算陶勇有错，孩子们也无辜，他们得住在我这里。”
特别照顾陶勇的小女儿，见她每天哭着找妈妈，他便让自己的孩子陪她玩，并安慰她说妈妈有事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。即使尽力掩护，还是有人报告他收养了陶勇的孩子，怀疑他在包庇“反革命”子女。面对调查，毫不退缩，直接回应：“陶勇的问题还没查清楚，不能随便定性他是反革命。孩子们在我这里，谁也不能动他们！”
尽管的行为充满风险，他依然无畏。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，知道不能再把他们留在家中，决定为他们找出路。他找到了陶勇的老战友肖永银，将几个男孩子安排到坦克部队，叮嘱他：“保护好他们，孩子们的安全就是我的责任。”其余的女孩子们被送往部队医院，开始有效学习医术。
在那个动荡的时代，依靠自己一贯的正直与毛主席的支持，成功让陶勇的孩子们脱离了困境，找到了新的人生道路。尤其是陶勇的三子张小勇，后来成为海军的舰长，甚至涉足商界，取得了不小的成就。